原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斐琴

　 1911年，陈斐琴出生于兴宁石马山区，早年从梅州中学毕业后，到上海求学，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后到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1933年冬，中国左联在日本恢复东京支盟，陈斐琴就是支盟成员之一（那时他使用的名字是陈松），并担任支盟文艺杂志《东流》的编委，是东京“国际戏剧协会”主要成员。在此期间，他与陈达人合作，翻译出版了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夜》等书；组织公演《雷雨》、《复活》、《洪水》和《马门教授》等进步戏剧；编辑出版《东流》月刊和《东流丛书》，大文豪鲁迅、郭沫若等都为该杂志投过稿。
　　 回国后陈斐琴投笔从戎，来到129师跟随刘伯承转战南北，对刘伯承的战术思想、起居言行，点点滴滴记于心中，笔录在他随身带着的本子上。他与军中的唐平铸、卢耀武都是留日学生，被尊为刘邓大军“三鼎甲”。陈是“鼎元”，连刘伯承司令员给他写信，后面署名还要加上“顿首”两字，可见他在刘伯承心中的分量。
　　 莫言的老师、原中国作协副主席徐怀中在部队曾与陈斐琴共事多年，对他的性格、人品、才华有深刻的了解。他回忆1946年春，陈斐琴与文工团女演员李佩琳在野战机关驻地的一个小镇（武安县伯延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结婚后李佩琳没有得到什么特殊享受，只不过偶尔骑骑马而已：夜色朦胧中，有人牵了一匹马在路边等候着，待文工团队伍上来了，随即听到了陈斐琴压低了声音说，佩琳同志！换着骑一会儿吧。听他的语气，你很难分辨这是一位领导对下属的关爱，还是一位丈夫对年轻妻子的体贴。他把妻子扶上马，警卫员牵着缰绳先走了。陈斐琴随后深一脚浅一脚，追赶着队伍……
　　 历经艰辛，
　　 编著刘邓大军“史记”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陈斐琴与刘邓首长朝夕相处，得以近距离目击杰出军事家独特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惊世之举。当部队冲破重重险关，终于胜利抵达大别山时，他暗中立下誓愿，一定要把这一切编写成书，使之光耀史册。但是，一场“文革”动乱打破了他的夙愿，他遭到造反派的迫害，很长时间被“挂”起来了，不给作结论，不分配工作，不恢复待遇。他等待不下去了，心想，太史公遭到酷刑尚且发愤著书，何况身心健康的自己正当盛年！虽然一家人挤住在仅有四平方米的小屋里，他每天躲在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里奋笔疾书。一米八几的人儿，长时间弓腰曲背蹲在小马扎上，还要忍受蚊虫叮咬、油烟腥气和难熬的闷热，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他的一支金笔，很快就磨得像针一样尖锐，一不小心触到手指，很快就能见血了。为了节省花销，他推着小孙子坐过的竹编儿童车，从打印社把文稿运回来，由家人装订好，他再推着小车送到邮局寄发。穿行于人行道上，正是他思考问题和谋篇造句的好时间，许多灵感也是在一趟又一趟的往返路上捕捉到的。
　　 为了深入研究，他穷搜遍读刘伯承读过的书，如《孙子兵法》、《易经》、《孟子》、《大学》、《诸葛亮集》、梁启超的文集等等。他还不辞辛苦，跋山涉水重访太行山、大别山和第二野战军驰骋过的中原战场。他手抄过四十几万字的古代兵书的珍本。一天，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主动找上门来，说他保存了一些有关刘、邓的文字资料和照片，愿意毫无保留供他选用。陈斐琴喜出望外，愿与他真诚合作。同时陆陆续续联系了许多军内外作者，组成了一个编外写作班子。几年之间出版了《刘伯承军事文选》、《刘伯承军事生涯》、《刘伯承军事理论探索》、《刘邓大军征战记》、《刘邓大军风云录》、《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等36部书。有的书获得全国图书一等奖、金钥匙奖。
　　 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会见了第二野战军战史编辑修订人员，到会的有宋任穷、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等二野著名将领。陈斐琴作为修订领导小组副组长，也参加了会见。当他上前与邓小平握手时，介绍人把他的名字说成是陈裴琴，小平当即纠正说：“他不叫陈裴琴，是陈斐琴，他是一个编书人。”步入晚年的陈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编成了一部刘邓大军的“史记”，一部经天纬地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