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兴宁罗岗解放
兴宁罗岗是于1949年获得解放的。1948-1951年我在兴宁县立二中（今罗岗中学）上初中，正好经历了这一转折时期。现将当时作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耳闻目睹的一些片断略述于后，聊以备忘云尔——罗岗的一座窄窄的石板桥，摄于1905-1930年间。
一、从二中谈起
我是在二中读书时经历罗岗解放过程的，自然不能不从二中谈起。虽然我是在1948年秋进入二中上学的，但是早在1946-1947年间我就已经与二中有了亲密的接触，那时我的父亲黎昔非在二中教书，我的哥哥黎导也在二中上学，我在罗岗圩的新民学堂上过一年小学，故经常有机会到二中去。当时二中喂养了两条看门狗，以日寇战争罪犯命名，一条黑白花的叫近卫，一条黑色的叫东条。
有一天，哥哥拿出用蜡纸刻写的油印歌篇——二中校歌来唱，我也跟着唱，至今不仅还记得歌词，而且还能够哼唱全曲。这首歌是由罗卓英作词、王友棣作曲。罗卓英是民国名将、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广东省主席；王友棣，我听哥哥说是当时著名的作曲家。《二中校歌》歌词：
龙母马嶂，峙耸罗岗，美哉二中，屹立其央，莘莘学子，乐意洋洋！礼义廉耻，四维必张，德智体勤，平均增长，手脑并用，力图自强，文武合一，固我国防，抬起头来，挺起胸膛，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世界人类的荣光！
罗卓英作为一位高级将领和方伯之尊而能够如此热情、认真地为一个地方中学作校歌，其崇文重教之情可嘉。从这首歌词看，他不仅是一位政客武将，还颇有文学素养，“儒将”之称，洵非虚誉。歌词中强调“文武合一固我国防”当与其抗战经历不无关系，其中还蕴涵着当时人们的强国梦，不过这种梦想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
解放前，在罗岗因缺乏通信手段，消息很不灵通，所以对于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我们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的新闻主要是通过老百姓之间的口耳相传，正式的报纸我见到过的有兴宁县城出版的《时事日报》和《兴华日报》，只是偶尔能够看到。有一天下午从二中回甘村的大路上，走到八角亭往下一些的一个大围龙屋背后时，我翻看手中的报纸，赫然看见《蒋总统宣告引退》的大标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引退”这个词，虽然当时并不十分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但至今印象深刻。
有一天晚上，同学们在宿舍中聚谈，议论解放大军（当时把解放军叫做“大军”）南下的事情，主要关心解放军渡长江能否成功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们大一些的同学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军渡江一定能够成功，他们调集了大量小船进攻，就像一把稻壳撒在水里，国民党虽然有战舰和大炮，也奈何不了他们。从后来了解到的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情况来看，他的说法基本上还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可见有关解放战争的一些真实信息还是能够传播到罗岗来的。
罗岗教会全貌，摄于1911-1925年间。
解放后的二中，在我的心目中真是万象更新，这里只能择其一二以述之：一是第一次使用公元纪年。二中南面第一排平房是办公室，其东侧墙壁是贴布告、优秀作文和学生出墙报的地方，记得解放后庆祝第一个元旦的墙报也是在这里张贴的，墙报中红色的大字“1950年元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是第一次看见公开使用公元的年号，觉得很新鲜。二是西邻的基督教堂划入二中使用。这个教堂原先的牧师是一位五华人，他的儿子也在二中上学，晚饭后我们有时去那里玩，随时可以进到教徒的家里，她们都立即热情招呼，并拿出关于基督故事和教义的彩色挂图来给我们讲解。有一个星期天上午去那里玩，看见戴着眼镜的牧师正在教堂里讲道，下面很多人在静听，墙根一把长凳子上还坐着几个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解放前夕来了一位瑞士牧师，人们都叫他“都牧师”，高个子，很魁梧。有一天上午他在二中办公室与几位老师聊天，他的客家话能够让人听懂。老师们主要问他关于中外生活、民情异同方面的问题，记得有一个老师问他那里有没有“番薯”，他说没有，但是他很喜欢吃。不久他的夫人也来了，有时傍晚他们夫妇二人在黄龙寨一带散步，引起学生们的围观，因为当时人们很少见到白种妇人。解放后，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认为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所以将分隔二中和教堂的篱笆扒开。都牧师雇了两个民工修理篱笆，同学们很气愤，把它推到了，他只得再次请人来修，那天同学们跟他争辩，高喊：现在解放了！这里是中国的地方！后来都牧师回国，我是在当时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的，上面有一二十个外国牧师回国的广告，其中有罗岗教堂的“都谋道”，我这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整个教堂的建筑物都收归为二中的办公和教员宿舍用房，原来分隔两地的竹篱和荆棘丛也被一条道路穿越而畅通无阻了。
罗岗的石灰窑，摄于1911-1925年间。
二、动荡岁月
罗岗的解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段新旧势力反复较量的动荡岁月，以谢海筹的顽抗和胡琏兵团的窜扰为标志的旧势力的垂死挣扎，曾导致一段短暂的复辟时期的出现。
罗岗解放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谢海筹从猖狂到覆灭的过程。解放前在罗岗一带，谢海筹是个家喻户晓的反共分子，民间传说他和他的部队骁勇善战、装备精良。
有一天我的哥哥黎导从罗岗圩回来（当时我在甘村的家里），讲述了他当天看到的一个情景：谢海筹的部队在北部山区与粤赣边的红军作战，打了胜仗，俘虏了一个红军，用畚箕抬着，很多人在围观。那位红军脸色苍白，气息微弱，偶尔能够睁开一点眼缝，伤势很严重。他的军帽里面写着他的姓名：程球，大概是部队的指导员或连排长一类的干部。以当时谢海筹之疯狂、嚣张和那位战士的伤势推测，他当是必死无疑的。我虽然没有目睹这个场面，与他也从未谋面，但是他的形象几十年来一直萦绕脑际，没有淡忘，每有机会接触到有关兴宁地区的解放战争英烈事迹的文字，我都要搜寻一下有无程球的名字，总希望能够找到他。但是每次都是失望的，徒增惆怅而已。他为罗岗的解放付出了鲜血乃至年轻的生命，应当被罗岗人民所缅怀、纪念，希望能够寻找到他的下落，载入罗岗解放的史册。
谢海筹不仅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对抗，而且还在文化宣传上卖力反共。有一天晚上，谢海筹的部队在罗岗举行游艺晚会，我跟二中的同学们赶到那里时，新民学堂（今罗岗小学）东门外的操场上已经人头攒动，只见汽灯光映照的舞台上下有穿着军装的谢海筹部队在维持秩序，当时舞台上正在演出话剧，其内容大概是对共产党的污蔑宣传，由他的部队人员化装演出。由于节目没有什么“精彩”之处，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罗岗教会的西南面，摄于1904-1906年间。
罗岗解放后，谢海筹的队伍作鸟兽散，有一个成员黎安回到了其老家甘村居安围。有一天中午我正在丕显围的禾坪里，突然东侧小路有一个穿黑上衣的人举着手枪，向着田塅里飞奔，边跑边向着西边大声喊叫，接着就听到西边（从居安围到南面的“窑头上”）一带传来枪声；黑衣人不顾水田，沿着田埂往对门丘屋旁的“门牛形”（卧牛形）方向冲去。与此同时只见下黄屋东边的“长岗岘”的山顶上有两个人一边高喊，一边向黑衣人指示目标，接着又看到往“杨坑里”方向的另一个山头上也站着两个人，也是边喊边指示目标。黑衣人很快就从“门牛形”向“杨坑里”追击去了。村民纷纷出来观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久上丘屋的贵之伯慌里慌张从“杨坑里”回来了，惊魂未定述说：他在田里正干活，听见枪声赶紧躲在草丛里，于是被怀疑而遭到枪击，他赶紧出来亮明身份，幸免一劫。这时大家才知道这是在抓捕黎安。于是我到屋背后去，看到居安围的人也纷纷出来，聚在一起议论，从中得知那天解放军便衣来抓捕黎安，他正在水田里捞鱼草，听到风声，急忙回家拿上他的驳壳枪，往“杨坑里”方向逃窜，于是解放军两翼配合追捕他。下午三四点左右，战斗结束，只见从大石桥往罗岗圩的大路上，畚箕里抬着黎安的尸体，腿部裸露，鲜血淋漓。据说黎安是陈尸于圩头上旧警察局后面的山头上。
罗岗解放后不久又发生了一次胡琏兵团窜扰的事件。
有一天下午，二中突然通知全校师生各自回家，说是胡琏兵团将要进犯罗岗。当时我的父亲在二中教书，急忙带领我回家。回到家以后，炒了一些黄豆以备逃难时作为干粮。这些干粮后来并没有派上用场，因为甘村毕竟是个远离交通要道的偏僻山村，胡琏兵团并没有窜扰到这里。
后来胡琏兵团被驱逐，局势平静后，同学们陆续回到学校。大家见面后自然纷纷谈论这次事件的所见所闻，住在罗岗圩或圩下的同学自然是这个话题的谈主，因为这里是胡琏兵团必经之地，其骚扰、肆虐主要也就在这一带。
谢海筹和胡琏兵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从而一度造成旧政权复辟的情况，他们不仅控制了县一级政权，而且控制了乡村基层。恰巧那时我家养的一头猪已经到了该出卖的时候，需要抬到县城去出卖。但是去县城卖猪必须有乡政府开具的路条。当时甘村归设置于坪洋的“乡政府”管辖，于是不得不去那里开路条。那时老百姓心里都明白，这个“乡政府”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但是没有他们开的路条又担心出什么事故，将长年累月辛苦付出而可望得到的一点收入付之东流。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天下午背着几升米，翻越十二肩岭前往坪洋去寻找这个“乡政府”的。这个“乡政府”就在坪洋往潭坑的大路旁，是一栋二层楼房，门口没有挂什么牌子，寂无一人，门可罗雀，我上到二楼，楼梯口的南面是“办公室”，整个“乡政府”只有两个人——“乡长”和一个办事员。那办事员是瘦高个子，当我说明来意后，他露出意外和受宠若惊的笑容，很客气地给我写证明信，拿着毛笔思忖良久才将证明信写好。
罗岗第二次解放后，谢海筹逃亡山区，一时没有被捉拿归案。后来我正巧在罗岗圩目睹了他被击毙之后的场景。大概是1950年的夏秋之交，从省城派人来罗岗进行土地改革的调查。当时有位叫王勇的同志来甘村了解情况，被区政府安排住在我家，因为我母亲当时是甘村农会的副主任。王勇同志是北京人，南下干部，大高个子，与我母亲是老乡，因此他与我父母相谈甚欢，除了他的工作任务之外，我还听他们一起闲谈到一些北京旧事和北京解放初国民党余孽嚣张活动的一些情况。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完成任务回罗岗圩，一个副区长来接他，我和鹗弟到莲湖黎宴修先生家去还耕牛，故也跟着他们一起前往罗岗圩，路上副区长问他住在我家的情况，王勇同志一再说“太麻烦他们了”。我们在罗岗圩跟王勇同志告别之后便赶着耕牛去莲湖。
还掉耕牛之后，大约三四点左右我们又回到罗岗圩，这时街上传说谢海筹已经被击毙，人情激动，纷纷在壩尾桥一带等待即将得胜归来的部队，于是我们也加入到了人群里面。不久就看见自罗浮方向南下罗岗的公路上两个民工装束的人抬着一副担架，汗流浃背，在前呼后拥下进入罗岗，把谢海筹的尸体停放在区政府的门口，区政府负责武装工作的彭岳中在前后忙碌着。只见谢海筹的尸体裸露着，胸脯可见黑紫色的弹眼痕迹。从围观者的议论中知道谢海筹被击毙的一些具体细节：他躲藏在北部山区一个烧炭窑里，他生火做饭时冒出一些烟，被我部队发现，于是包围了这个炭窑，两个战士进窑搜索，谢海筹正在做饭，解放军战士突然出现，使他措手不及，急忙伸手夺我军战士的枪，战士奋力抽枪并扣动扳机，当即将其毙命。
没想到王勇同志也在围观的人群里，他发现了我们，立即将我们兄弟二人拉进区政府院内，坚持要我们留下。当时区政府在袁伟良的房子里。袁伟良是罗岗的一位富翁，这是一座西式的二三层楼房，外面有一层篱笆，院子里种植有几排高大的桉树。以前我们路过这座房子旁边，只是往里张望一下，敬而远之，从来没有想到走进这里。这是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府第的大门，顿时有一种时代巨变的感觉。不久，区政府干部和部队纷纷回来了，一个个兴高采烈，热烈谈论着这次的胜利。王勇同志还把我们兄弟介绍给区政府的干部，区长笑着说：“这就是阿虎呀”，从他的语气表明他知道我的名字。然后大家一起吃晚饭，地上放着几个木桶热气腾腾的“腐干丝”粥，王勇同志亲自给我们盛上，干部战士们也都喝这种热粥，这就是当天的“庆功宴”。
1906年罗岗的一场婚礼，上图是参加婚礼的女宾合影。中间那位穿着传统中国妇女服饰的Mrs Ramminger是新娘。
三、翻身解放
旧中国的主要经济是农业，主要人口是农民，地处山区的罗岗更是如此。作为山区的罗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地少人贫，解放前我所在的甘村并没有什么大地主之类的富豪，就我耳目所及，除了大东坪陈姓盖有比较高大的新屋，全村大部分是一些老旧的房子，在我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只见到蕉坑里、白水寨一带有比较像样的高大房屋，尤其刘鸿山的大屋，给人以非同寻常的感觉。可见罗岗的经济情况是有很大的地区差别的。难怪甘村不少人是这一带地主的佃户，有一年有一个白水寨地主派来收租的人要我父亲交田租，我父亲说我没有耕你们的田，那人坚持有（他显然是搞错了），我父亲很愤怒，将其斥走。有一个星期天家父派我去白水寨找他二中的同事、我的任课老师刘济民先生联系事情，在从罗岗圩往北行的公路上巧遇同是我在二中的博物课老师袁筱云先生（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只见他戴着一顶“荷兰帽”，手持一根文明棍，后面跟着一个挑夫，他这种装束在校园里没有见到过。他热情地告诉我去刘老师家的路线，并说他是去收点租子。记得此前二中的老师们曾因某事募捐，家父负责登记捐款，有一天晚上袁筱云先生拿着一本厚厚的账本找我父亲，翻着账本说自己一年还不到一百石的收入，意思是不能捐得太多。袁筱云先生在那一带可能不算什么大地主，但是这种“级别”的地主我在甘村从未见到过，相反所见多为贫困小农，普遍土地很少，但要承担租税之重，故生活穷困，一年中的大部分日子里都是喝稀粥的，杂以番薯、野菜等勉强度日，很难吃到干饭。有一天下午我去上丘屋找小玩伴丘禄祥，他不在家，正好看到他的母亲跟来收税的人（印象中似是保甲长派来的人）在争执，她手里端着的簸箕里还剩下一些稻谷，说自己不够吃的，请求把这点稻谷留下，收税人坚持要把这点稻谷也拿走，强行把这点稻谷倒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她急得快要哭了。这就是我亲眼见到的解放前甘村贫下中农境况的一幕。
因此，罗岗人民的翻身解放主要就体现在通过土地改革，从而让大多数人民得到土地，这是罗岗解放后的头等大事。很快罗岗人民就盼来了真正翻身解放的日子。1950年8月，从省城派来进行土地改革调查的工作组就已经深入罗岗农村，前文已经谈到，当时调查组的王勇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我家，对于甘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我常给他带路去找村里有关人。这年开学后，二中的师生就积极开展土地改革的宣传活动，主要是组成舞狮队，由老师带队到各乡村进行演出，由老师进行土地改革的宣讲，同学们除了表演狮子舞之外，还演唱土地改革的宣传歌曲，现在我还记得其中一首歌：
土地（那个）改革（那个）到了我们的家乡，
千年的封建（那个）一扫光！
穷人分到田和地呀，
努力耕种好发家呀！
有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员工集合整队到“牛寮背”去参加全罗岗区的土地改革动员大会。到了那里只见会场正中搭了一个大的主席台，人头攒动，彩旗飘扬，全区各地农民敲锣打鼓而来。会议先由区长讲话，其次是“土改”工作团团长讲话，接着会议主席宣布：“下面请农民代表、罗西乡农会副主席何昕同志讲话。”我事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既吃惊又感到光荣。这时只见妈妈把平时戴的斗笠摘下拿在手中，落落大方地走上主席台，操着带有北方口音的客家话讲话。同学们都回过头来笑着看我。爸爸与老师们一起站在学生队伍后面，我回头看见老师和同学们也在冲着他笑。事后好长时间，这还是校园中师生谈论的一个话题。家母虽然生长在大城市，但是1937年从北平来到家乡之后，即主动放下身段，耕田种地，操持家务，完全融入客家农民的生活之中。这次会议共有三个人讲话，妈妈是代表全区农民讲话的，这无疑是新政权和广大农民对她的信任，也是她已经融入客家社会并成了地道客家农民的反映。
罗岗解放后，新政权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民气十分高涨，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交公粮的情景：有一天我从二中去罗岗圩，走到彭屋背后，只见从东边来了很长的一队人，一个个挑着粮食，兴高采烈到罗岗圩去交公粮。土改后的一天，我在甘村也赶上了交公粮：那天清早出发，我也挑了两口袋的稻谷，跟着大家一起兴高采烈、汗流浃背，迎着朝阳前往霞岚去交公粮。
土改不久，又开展了土改复查，不少原来划为富裕中农、富农的被升格为地主，有的中农则被升格为富裕中农、富农……一些过火的斗争方式开始蔓延。很快又开始了互助组、合作社的运动，这时我已经到县城上学。罗岗人民“努力耕种好发家”愿望的实现还要经历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1906年罗岗的一场婚礼，婚礼后男宾们合影，中间带草帽的是清兵。新郎是传教士Ramminger。
黎昔非黎虎父子
作者黎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1936年8月生于北京，系黎昔非、何昕之子。黎昔非，1902年生于广东省兴宁市罗岗镇甘村鸭池丕显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6年7月，考入上海私立持志大学文学系，1929年春通过考试转学到上海中国公学读文史系、1930年7月毕业；1931年春，考取北大研究院研究生，导师为黄节先生，以《诗经》为研究方向。与胡适两度为师生，1932年4月至1937年替胡适经办《独立评论》，“文革”时因此而受吴晗牵连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在1970年12月含冤辞世。
来源：梅州日报一客都文譚 网编：菱歌（图片来自网络，图文无直接相关，仅用作粗略了解旧时罗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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