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宁“氨水票”勾起的记忆
兴宁阳光网—兴宁旧城故事近日，老家的朋友从微信上发来几张陈旧的，兴宁氮肥厂的“氨水票”。其中，一担壹角伍分、一担贰角、一担肆角、一担陆角的各一张，没有注明日期，两联的票仅剩一联，应该是已经使用过的票子。那淡淡发黄的“氨水票”不经意间将我的思绪带回到票证盛行的计划经济年代。
三十六年前，国家仍处于计划经济年代，企业生产什么产品，农民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都要按政府预定的计划进行。而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等必备生活物资，按职业、年龄不同定量供给，簿子、票子和证件全面规范，约束着人们的生活行为。粮油薄、肉票、布票、粮票，各种证明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赴外省出差除了带上介绍信外，还要携带上盖上公章的证明和全国通用的粮票。农村青年外出搞“副业”，必须带上生产大队出具的证明，没有票证寸步难行。在诸多的票、证中有几种是兴宁独有的，这些票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兴宁社会生活的情况。
“氨水”，化学名字称之为氢氧化钠，是一种很平常的化工液体。在工农业中经常使用，在人们的生活领域里也可找到它的踪影。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氨水”却是兴宁农民一种家喻户晓的“化肥”，我想兴宁农民认识和使用化肥，就是从“氨水”开始的。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宁县氨肥厂建成投产后，生产出了氮肥和氨水，有些社、队使用后，水稻等农作物产量得到较大的提高。使用效果传开后，很多农民渐渐地弃用传统的有机肥，转而更多地使用“化肥”，尤其是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努力奋斗”目标的强力推动下，为尽快提高水稻亩产量，农村大量地使用“化肥”。当“化肥”供不应求时，价廉物美的“氨水”便成了走俏货，成为农业的“宠儿”，氨水票也应运而生了，那时，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为找到“氨水”票，千方百计找熟人、寻关系、“走后门”忙得不亦乐乎。七十年代中期我上山下乡到外婆家插队落户，经常目睹着村里的年轻人骑上单车迎着晨风和朝阳，三五成群远赴十余公里外的县氮肥厂运载“氨水”，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每当他们把几百斤重的“氨水”载回队里，就像打了胜仗远道凯旋归来的勇士，受到生产队干部的欢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有新型固体“化肥”产品代替了“氨水”，“氨水”票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那个年代除了“氨水票”外，还有一种与农民有重大关系的“票”，那就是“豆水”票。“豆水”原是座落在高华路边县食品厂在生产、加工丝粉、味精、腐乳等食品时残留下来，含有丰富营养的乳白色液体。偌直接排放到宁江河，势必给河流造成极大的污染，偌卖给农民养猪户，既可防止污染，又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用一角钱就可买到一担含有丰富营养的“豆水”，给猪当饲料吃，也是件“有着数”的事情。当农民发现这个“秘密”后，便不约而同地奔赴食品厂购买“豆水”。
刚开始购买“豆水”的人比较少，随到随买不用排队也不用票。后来购买“豆水”的农民越来越多，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聚集在食品厂开设在宁江河堤上的后门等候，毫无秩序可言。而工厂还未上班，工作人员还未到位，于是工厂派2、3名职工管理人群，按先后次序，编号分发临时“豆水”票，拿到“票”的则可以买到“豆水”，没有拿到“票”的则打道回府。那个时候，河堤上每天早晨都被匆匆忙忙的脚步声，驮在单车上的木桶、塑胶桶相碰发的哐啷、哐啷的声音所笼罩着。无论是三伏的炎热，还是数九的寒冷，食品厂的那段河堤上从未冷落过。买“豆水”的人群经常从食品厂的后门一直排到宁江河新桥桥头，三百多米长、数百人的队伍，倒成了宁江河上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那个年代还有一种与农民无关，却与城市居民息息相关的“票”，那就是“水票”。1969年以前，宁江河尚未移河，宁江河面除了流水便是沙滩，住在宁江河畔城里的居民们，生活饮用水都要到宁江河里的“沙井”内汲水。后来移河了，沙滩逐渐消失了，露出黄泥底河床，慢慢“沙井”也做不成了，恰好此时，在居民比较集中的住宅区也设置了自来水的“取水”点，于是各家各户纷纷购买一分钱两担的“自来水票”，居民凭票购水，从而结束宁江河畔居民从河里挑水饮用的历史，也结束了喝水不花钱的历史。
那时，有些“票证”是人人享有的，有些（诸如单车、缝纫机、烟酒、茶叶和鸡鸭鱼等票证）则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拥有“票子”，意味着就可用较少的钱买到同样的物品。八十年代后“票证”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但作为计划经济年代重要的特征“票证”，已经在我们那代人中留下难于磨灭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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